作者：左春和

   不管你愿不愿意，或喜不喜欢，那怕是恐惧和抵触，每年的“五四”都会如期而至，都会随五月的鲜花而吐露历史芬芳。然而，真正的“五四”早已在“笑和遗忘”中成为“纪念者”合法性“纪念”的光环，“五四”的真正纪念已经被成龙和小沈阳占位，“五四”的精神硬度已经被生理的欲望所埋葬。对“五四”的赞美者少见能践行真正的“五四”精神，早已形成了赞美本身的反讽。对“五四”的置疑者也很少有对自身的置疑，这也是反对者自身天然的局限。一方面谈论“五四”已经成为一种荣耀，一种对于身份的强调和确认。一方面“五四”早已成为一种轻飘的革命形式，今天的革命者在以成熟的革命心态收拾“五四”的革命遗产。有人在不断地说“五四”是文化的，也有人说“五四”是政治的，还有更多者说“五四”是不成熟的、非理性的、非和平的暴力运动。其实真正的“五四”又能接受如此简单的机械论划分，“五四”是一个整体，是历史成长中发出的拔节之声，是历史长空炫目的光彩。

    无论是哪一种谈论，我们都已经离开真正的“五四”很远了，尽管“五四”的精神硬度建立于它的精神缺陷之上，建立在前所未有的创造之上的文化运动肯定不是提前规划的结果。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回避和讨厌这种历史缺陷，以至变成今天策略的、学术的、油腔滑调的历史功过主义论者。可以说“五四”是少有的“狂人”时代，只有在这个时代，“狂人”不但没有成为“精神病患者”，反而受到当时人们的普遍尊敬。不象人们在今天热捧的会是小沈阳、成龙或于丹，有时想起那个对思想敬畏的时代，感到是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光芒。那个时代也是少有的“狂言”时代，这种“狂言”没有多少功利评判中的“学术价值”衡量，也没有太多的世俗风险，但今天已经成为了学术的源头和经典。这个时代是罗素认为的中国人少有的激情澎湃的时代，他们的激情不仅仅燃烧在胸中。这样的时代足以使今天的后学们折腰，这种历史回望里怎能没有思想的温暖？与其说“五四”追求的是民族的利益，不如说是在追求个人的权利，是在要求平等、自由和民主，因为全体个人的权利集合才构成真正的民族利益。没有个人权利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权力利益。托克维尔说：“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与它抗衡的人和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它的支持，就不可能实现自由，而专制制度本身没有它也难于统治下去。”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五四”时代知识分子追求民主的激情淹没了统治者的激情，专制的激情也被自身的力量所否定。“五四”的激情撕下了“卖国贼”的面具，历史又一次让人们看到民众是天生的爱国者，号召他人爱国的权贵往往才是真正的“爱国贼”。“五四”的激情是不可抗拒的，因为没有既得利益的负担，也没有世故的中国经验，正是这种汇集了一代人全部青春与生命的激情才驱走了一个时代的垂死挣扎。在一个社会成人化的今天，已没有了陈独秀的“呐喊”，也少见了鲁迅的“偏至”，更多的是学术的“规范”、“小心的求证”和发言的资格。我们今天纪念“五四”总是在赞美那个时代的青年，也羡慕那时的热血青春，但是否在过于追慕过去中已经埋葬了今天的青春？也已经矮化了今天的青年?

    站在“五四”的肩上回望“五四”，那个时代可爱的不仅是罗家伦、张国焘、傅斯年或者蔡元培，作为学生的罗家伦、张国焘和傅斯年在一个风云变革的时代自然激情万丈、豪气冲天，在所不辞是青年的印记。作为校长的蔡元培爱护学生、竭尽全力，义无反顾也正是履行了校长的职责。蔡元培的决不妥协是因他只为学生负责，并不是服务于那个阶级，或那个党派，不需要有人给予他副部级的待遇。在“五四”的光芒中那时的政府和军阀也不是完全可恶，在今天的语境中我们的心头会掠过阵阵温暖。1919年5月4日这天，阳光刚刚洒在了这个普通星期日的早晨，因为3000多名学生“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之时，历史永远记住了这一天。当时的总统徐世昌接到报告后，不仅没有暴怒，还特意对警察厅总监吴炳湘指示“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虽然有研究者认为徐世昌的态度是为了利用学生进行政治斗争、化解权利危机，但不管这种“利用论”的观点多么继承了《孙子兵法》的中国谋略，我们还是愿意看到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尽管后来学生因火烧赵家楼等被抓，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被无罪释放。要求释放学生的不仅有知识界和工商界，还有吴佩孚等军阀。那时的警察更是暗中保护学生，并被学生的演讲感动得落泪。现在我们知道，如果政府及军警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开枪，就说明开枪者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因为开枪者感到学生要抢了他们的位置和权力。“五四”时期的政府和军阀之所以能够迫于舆论而宽容了学生，还有徐世昌的辞职，正说明他们尚未建立自己永远正确的“疯狂自负”。尚未懂得用自己的“永远正确和伟大”去捆绑他人的自由而为之谋求“幸福”。或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学生的游行和请愿只是争取一下自己表达言论的权利而已，根本没有更大的目的或阴谋。也远非是让“一小撮敌人利用的、煽动的”，要准备“颠覆伟大的国家”的破坏行动。火烧赵家楼这样今天看来的准刑事案件在那时只作为一次政治和道德事件不了了之，足以说明那时的政府心中根本不是虚弱。而是有一种基本的道德、正义底线，权力的狭小还没有让权力的肆虐来完全服务于权力。也许是少年中国的选择还没有在奴役之路上开始前行，由于各种力量的博弈，任何力量还不能独自专政。这种没有多少口号的朴素民主有效制衡了军阀的专横，人民的实际自由又限制了权力的自由。“虽说民主本身不是自由，但是它却是保障自由的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哈耶克）。“五四”时期的民主先声不仅是青年的觉醒，还有着权力向民主的妥协。所以，向民主与自由辞职的徐世昌并不能等同软弱和无能，反而是民主与自由的臣民，今天的纪念中是否也应该分给他一分光荣。

    多少年来，有论者一直指责“五四”造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滥觞，可他没有看到其中真正的精神硬度。这种硬度不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义和团情结之上的，而是内心对于信仰的坚守。这是一个没有功利主义浸染的青春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如同万物闪耀的春天，只有幼稚，没有愚昧，也没有世故。只有真正言行一致的理想，而没有虚伪、没有信仰已败死在试错中的形式主义的漫天飞舞。多少年之后，就是当我们拥有了更多的人类经验之后为什么还在沉湎于“五四”？为什么还在惊叹那时的青春激情？在这样年复一年的纪念中，因为全部注重了台上的主角，使真正的历史走进了遗忘。忘记了主角成功的台后条件，忽略了那个最广大的观众，也就是忽略了用教科书写成的之外的历史。“五四”东流水，“狂人”已逝去。今天的人们一部分在以“五四”励志，要成为“人上人”。一部分在宣誓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部分“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赫胥黎）。在对“五四”的事实判断中，“五四”人并没用文化意义上的“祖国”化约政治概念上的“国家”，因此，“五四”的民族主义并未消解“五四”的精神硬度。“五四”永远值得我们神往，除非你把“五四”的追求给我。

    如何在未来的意义上纪念“五四”，有效继承“五四”的精神遗产，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东方的历史使命。相对于“五四”当年稀缺的生存资源和政治资源，今天的精神突围应该有了进一步使理想落地的可能。但是“在一个文明有所发展的国度，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自由的真义又是以不影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又不使用鼓惑激情的战斗号角，因此，身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等多重围剿中的自由主义存在着比当年傅斯年、罗家伦们更为艰巨的历史贫困。关注社会不公、关注民间疾苦，但又不以均贫富的手段去占领政治资源，建立在温和、理性、法制之上、又反对任何乌托邦承诺便是自由主义对于“五四”精神的接续。

    毛泽东在《论鲁迅》中说：“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又说纪念鲁迅就是学习鲁迅在“黑暗与暴力”中的不屈精神，鲁迅的身上自然流淌着“五四”的灵魂。他们在“五四”那个民主的自然法状态中实现着自己选择的自由，与其说是他们自身品格的坚挺，不如说是那个时代、那个有着普遍理想的时代给了他们响亮的回声。在今天不仅需要触摸历史的硬度，还需要一种忏悔理性来正视我们自身的时代缺陷，这并不影响去纠正主义和制度的双重缺陷。我们也是否身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时代的回声里是否也有毛泽东所说的“不屈的精神”对于精神硬度的书写，有着价值的归位和权利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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