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卫方

在一篇关于“文革”的小文里，我曾引用《列子 . 周穆王》里的那则有名的故事，说的是宋阳里一位名华子的人，中年得了健忘症。妻儿十分着急，延医求药，均无效果。山东的一位读书人被重金请来为病人施行心理治疗。结果，不出旬月，“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出人意料的是，病愈的华子非但不快活，反而勃然大怒，“黜妻罚子，挥戈逐儒生”。人问其故，曰：

曩吾忘也，荡荡然不觉天地之有无。今顿识，既往数十年来存亡得失、哀乐好恶，扰扰万绪起矣。吾恐将来之存亡得失、哀乐好恶之乱吾心如此也。须臾之忘，可复得乎！

这则寓言式的故事耐人寻味，它启发我们注意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作为世界各文明中历史编纂传统极为悠久的民族，我们对于历史的价值是很看重的。不过，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历史又被赋予特殊的政治价值，例如要让“乱臣贼子惧”之类，于是历史的写作不能一味地追求全面真实，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于微言中见大义。这样的历史写作观对于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度专制的情况下，史家还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职业。为了尽可能客观，人们只好把历史的写作时间延迟，形成了不作当朝历史的惯例。但是，假如历史有警示人心、纠偏匡正的作用，那么当朝不写，一直等到本朝覆灭再写，岂不是错过了纠正弊端的时机？好比建楼房，眼看着他在建筑过程中存在着施工错误，你不说；竣工了，住人了，你仍然不提醒对楼房进行加固，一直看着这危楼以及在楼中浑然不察的人们，直到某一天楼塌了，人死了，你终于“秉笔直书”了——这样事后诸葛的历史写作本身就是一部痛史！

所以，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建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让那些评论和反思当下以及不久前所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言论能够自由地表达，从而及时地纠正错误，避免铸成大错，尤其是避免以暴易暴式的大动荡。更不必说，既然宪法确立了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原则，主人对于国家政治进行率直的评论也是民主共和的题中应有之意，任何压制批评的行为都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行为。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历史，某种能够及时纠错的机制是否存在乃是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国家如同个人，难以做到完全不犯错误。但是，一个心智比较健全的人，总是会在行为之前审慎考虑，听取不同意见，行为之中经常反思和进行必要的调整，行为之后如果发现错误，要诚挚地承认而不是刻意掩饰，并且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减少错误带来的不良后果。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国家缺乏合理的决策机制，没有对于善恶的分辨能力，犯错误时一往无前，事后已经知道犯错，却不思纠正，反而压制任何纠错的努力，在既有的错误之上增添新的错误，使得历史的包袱愈来愈沉重。一个人如此，就是不智之士；国家如此，当然也是不智之国、缺乏理性之国、不断重演悲剧之国。

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是，国家的过错虽然有个人因素，不过更是一种集体行为。纠错的过程也受到某种集体行为的逻辑的制约。个别人——即便是位居庙堂之大人先生——的认知并不必然导致纠错举动的发生。参与错行者难以否定自己，集团利益的考量会成为障碍，对于认错导致后果的过度想象会成为一种集体心理病症，于是只好大家都当“推事”——“推事，推事，一推了事”。真相难以揭示，于是历史迷雾重重，忌讳多多。但是，这种掩饰难以成为“甜蜜的忘却”（sweet forgetting），因为掩饰者与记忆的拥有者之间的对立会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掩饰带来了新生代的真无知，这种无知会增强某种集体无意识，又使得纠错变得愈发困难。看看因为文革史成为禁区带来的后果，这样的道理实在是无需多说了。剩下的只有感叹：

包袱复包袱，

包袱何其多。

历史无真相，

国家成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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