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猴不在阴阳之内——谈做一名独立学者的勇气与原则

作者：李剑宏

（根据2011年3月7日在剑虹评论网主办的中和思想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录音整理）

　　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科学报》的一名女记者联系到我的助理，希望能够安排一次采访，话题是当代学者的生存困境。老实说，我的日程安排已经很满，且位卑言轻，只想闷头做事，从不想和当下的记者朋友打交道，但看到这样沉重、深刻的社会话题，却不能推辞。可是，等我接过采访提纲时，才发现这个话题的陷阱——不是讨论学者的生存困境，而是讨论“民间学者”的生存困境，“学者”前面多出“民间”这两个字，意思已经大相径庭。这样的采访题目我自然不能接受。我告诉她：当你们提出“民间学者”这个概念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民间学者”这个概念，就有和它相对立的概念。那么和它相对的概念是什么？是“体制内学者”还是“政府学者”？这样一推敲，显然可以看出，“民间学者”是一个分裂知识群体、制造身份对立的概念。

　　学者的唯一任务在于研究学术，学者的唯一使命在于探索真理。在学术研究面前，哪有什么政府、民间之分，哪有什么体制内外之分？真理是独一的，所有人在探索真理时都是平等的。谁如果敢大言不惭地说——因为自己有个什么样身份，所以自己能代表政府的真理，抑或是民间的真理，那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淆乱视听、不学无术的混蛋。

　　为了探索宇宙的本质和终极存在的意义，一名真正的学者必须摒弃傲慢与偏见，冷峻且价值中立地直面事实，更要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大无畏气概，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品格。如果离开这一任务与使命，学术研究就会产生虚妄、偏狭、谬误和谎言，因为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不是基于发现真理，而是基于为利益集团辩护。那么，这个国家的学者群体就会被民众明显地感受到并辨认出他们是为官府讲话还是为草根发声。这是了不得的大事情——政府立场和民意相背离的事实已经被这群学者的表演证明了！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矛盾已经到了不可弥合、必将决裂之地步，已经到了不可救药地一步步腐烂变质、彻底败坏的地步——造成这样局面的“体制内学者”是令人唾弃的！

　　大家对这些“学者”的系列概念和问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就“民间学者”、“体制内学者”这两个伪命题和“独立学者”这一概念作出概括性的解释，以正视听。

　　我的讲话，不是刻意针对或影射什么，而是在经过很长时间思考以后提出的看法，希望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下面的话是“猪八戒开山——用嘴拱倒所有人”，包括我自己。

　　一、“体制内学者”总是彷徨无路

　　我不仅反对“民间学者”这个提法，也反对那些认可“民间学者”这一概念并在骨子里歧视“民间学者”的那些所谓的“体制内学者”。在这群“体制内学者”的眼里，“民间学者”的群体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认为：“民间学者”就是那些没有到过大专院校、学术机构供职，不具备学术研究能力的一群滥竽充数的乌合之众。他们认为：这群乌合之众说得好听一点是“民间学者”，说得难听一点，是用“学者”这一身份为自己贴金，以示高雅。

　　这些“体制内学者”的看法有没有道理呢？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全对。“民间学者”的学术水平没有一定的甄别程序来分析评判，所以人人都可以自封为“民间学者”，当然会沙石俱下、鱼目混珠。但是说到“民间学者”不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这些“体制内学者”就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偏颇了。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彻底失败的，那么，在失败的教育体制下经过一定的学术训练程序而产生的所谓“体制内学者”，也可以说是学术上的彻底失败者和文化破落户。他们习惯于生存在盛产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环境中，他们的所谓“学术研究成果”是社会腐败和政治利用在文化层面的曲折反映。他们有什么资格评判“民间学者”的学术水平呢？

　　鲁迅先生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暂时稳坐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民族。“体制内学者”最大的缺点不是缺乏心智，而是缺乏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自食其力与终极关怀，这些匮乏的东西，恰恰是甘心做奴隶的人的标记。几千年来，这些书生都是“言义不言利”，“君子远庖厨”格言的奉行者，他们虽读了些四平八稳的废书，却五谷不分、六亲不认，高高在上地活在象牙塔尖，时不时地呻吟几声，再搔首弄姿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性感身段，让权贵们注意自己，心甘情愿地让权贵集团包养；他们鄙视商人的逐利行为，却趋之若鹜地依附在那些能给自己名誉、地位和物质利益的靠山身上，而毋论其靠山是否正义；因为有那些看似高贵实则廉价的文凭和职称，他们宁饿死也不放下身段经商，不断寻找着可能豢养他们的靠山，靠着这座“山”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读书的目的在于找到一个铁饭碗的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能买房、买车、娶娇妻、生孩子，过着风光无限的体面生活，绝少有人为着纯粹的兴趣和探究真理之动机而读书。这群人之所以侥幸成为“学者”，其实是一个错误，他的职业目的不是寻真理、享理趣，而是要有口饭吃。但你既然依靠这座“山”，就得为这座“山”服务，是不是？靠山吃山，却尸位素餐，碌碌无为，你就是一只蛆虫；靠山吃山，却忘恩负义，破坏靠山，你就是一只蝼蚁。大家想一想，这么多人挤在靠山里面，有多少人是蛆虫？有多少人是蝼蚁？因为太多的蛆虫和蝼蚁组成了靠山的阵营，所以这座“山”做不了大事，最后被这群蛆虫和蝼蚁坐吃山空，土崩瓦解掉了，最后大家一起死，还殃及百姓。所以，这群“体制内学者”其实很悲哀。

　　还有两种“体制内学者”，很值得我们研究，也很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类是大众明星，屁股坐在靠山上，嘴巴伸到百姓那儿，他们不敢提出并解决百姓的根本问题——因为解决根本问题必会击中靠山的死穴——而是通过“事件营销”来推销自己，把“山”里的一件件丑事甄选出来，选择那些政治风险不太大、吸引眼球也不太小的事情抖落出来，让公众视野围着自己转，“挟民意以令靠山”，图的是在靠山那里得到更大的便宜。靠山虽不希望他们抖搂这些丑事，却也不敢怪罪他们，因为他们似乎能操弄民意，似乎也是为靠山分忧，并且他们因“挟民意”而具备了一旦靠山塌了，还能被其他靠山罩着的能力。究竟能不能把这些具体的小事情解决掉，不是他们关心和考虑的问题，他们骨子里根本没有民生稼穑的半点悲悯与同情，其目的在于沽名钓誉，自己做大。真做大了，自己做别人的靠山也说不定。所以，这一类“体制内学者”令人鄙视，因为他们隐藏较深，走旁门左道，不务正业，不直面真理，又能蛊惑人心，却不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比较可恨。

　　第二类是苟活者，这类人真要命，他们曾经或者正在受着靠山的打压和冷落，因为他们的言论不讨靠山喜欢，所以靠山时常敲打他们，经常让他们定期报到。他们又不敢离开靠山，所以苟活在靠山的怀抱里，是一群“我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真正的妓女。但他们身上还有一点点值得我们尊重的地方，那就是他们卖身不卖心。但可恨在他们不觉得自己卖身也是可耻，并且鄙视“民间学者”——那群因自食其力而勉强糊口的不算漂亮的“处女”。靠山既然是他们的嫖客，所以也不会因为这群卖身的婊子不卖心而在意，能蹂躏和屈辱他们就很爽。

　　上面我其实讲了五类“体制内学者”，他们构成了“体制内学者”的全部。第一类是蛆虫，第二类是蝼蚁，第三类是大众明星，第四类是苟活者，剩下的就是第五类：忠心的谋士。我们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当风云激荡的时代到来，忠心的谋士们会被他的主公早早地杀死一批，因为主公已经疯狂和昏聩，分不清好歹；时代变革后，蛆虫、蝼蚁被清理，忠心前朝的谋士被新的时代消灭，大众明星和苟活者在新时代生存。所以，我们要格外重视的是大众明星，因为他们在新旧时代都会吃得开，是变色龙和纵横家，能够左右逢源，但不是新时代的真正拥护者，却可能是新时代埋藏最深的阴谋家和颠覆者；我们也要重视苟活者，因为他们在旧时代靠卖身为生，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他们被命运的绳索紧紧捆绑着，被权贵集团驱使着，所以他们比较软弱，他们对新时代的信心并不坚定。

　　“体制内学者”们都彷徨无路，这是他们的宿命，因为他们的根基在“靠山”那里，离开这个根基，他们都不能很好地生存，所以他们的研究永远接近不了真理。离开了真理的学术研究，那是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的。一旦靠山的根腐烂了，那是靠这些人无法医治的，因为他们治根的办法一定是除根，除根就葬送掉了这座“山”，当然也葬送了“体制内学者”的前途，他们怎么会干呢？

　　二、“民间学者”总是良莠不齐

　　那么，“民间学者”怎么样呢？如果我们不看清他们，也不会得到任何有益的、清晰的或者可靠的结论。

　　随着印刷技术和媒体介质的广泛普及，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美其名曰学术。这样的学术自然糟糕得很，因为它不一定能够代表某种学术水平与标准。所以，有些“民间学者”其实是糟粕和垃圾，这是毋庸赘言的。尤其在国学领域，因为国学中包含很多原始、混沌和神秘的元素，反而成为这类“民间学者”最能蛊惑人心的包装。天地的道理，岂能是这帮无学之辈所能知道的？天地的幽玄，怎能是这等宵小之徒预测出来的？天下诚不可思议，欲取还崩、欲握还逃，哪里来的祖坟、风水、八卦成就王侯？所以这类人招摇撞骗还可以，拾人牙慧还可以，但绝没有新成果出来，也别指望他们。

　　再有一类“民间学者”，确实有一点点的真材实料，但他们心中时刻受着“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痛苦煎熬，所以，若有破格录用为“体制内学者”的招安机会，他们真是喜出望外、喜极而泣、百感交集、百身莫赎。很明显，他们的心灵比较自卑——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他们的精神不够强大，也不够坦白。网络上曾经广为流传这么一句号称是林语堂的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虽然不是林语堂先生的原话，但用来形容这群“民间学者”，却是最恰当不过。他们有妄想症、迫害症和自闭症，时刻都一厢情愿地认为“统治阶级”在监视他们，甚至控制他们的大脑，一切命运之不幸都是有人在迫害他们，却从来不去想办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在穷困潦倒中自我囚禁，以求得他们幻想中的“统治阶级”的信任。偶尔说出一两句很大胆很破格的话，也是为了让“统治阶级”注意他们。他们的心智不成熟，他们的行为就像小孩子哭，为赢得大人的关心和注意，倘若大人心烦打他，让他闭嘴，他就会闭嘴，但等一会还会故伎重演，还想用哭博得大人的注意和同情。

　　第三类“民间学者”，确确实实来路不明、面目暧昧。他们善于搞签名、搞运动、搞集会，但他们的行为古怪得很，也幼稚得很。比如利用签名活动引出一个个品行无缺、自命清高却政治弱智的“牛鬼蛇神”，然后“统治阶级”就能够按图索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个地请“牛鬼蛇神”们喝茶、谈心，或者对这些“牛鬼蛇神”监控、流放、处分，分而治之地威慑“牛鬼蛇神”的心灵。这群“民间学者”写任何东西、说任何话、“逃亡”到任何国家，都不会有人追究，但你要跟着他们一起说，你就完蛋。他们能得国际大奖，自称在国内受着“迫害”，他们活得精神分裂，却乐在其中，其乐无穷。我劝大家，远离这类杂种！

　　第四类“民间学者”，不仅有学问，经济上也自食其力。他们思想之自由，来自于经济之自由。因为不用靠着任何势力或“靠山”而生存，由着兴趣爱好而研究，所以能出真成果，产生好学术，得到新真理。他们接触底层民众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小事，知百姓疾苦；他们曾进入“体制”，知上层困境、体制弊端；他们自食其力，让生活变得滋润体面。这类“民间学者”，学力了不起，却不见得符合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用人要求，他们也不希望自己进去，最多弄个“客座教授”，或者给企业家们做做培训、讲讲课，教学相长，以求得学术研究新动力。他们不依附于任何的利益集团或势力，不隶属于任何官方、高校或法人机构，享有职业自由，思想独特而纯粹，不以某组织利益为研究导向。他们为自己工作，或者干脆一个人闭门着书。他们在学术界往往不被人注意和重视，他们的着作也往往被边缘化，但他们对所研究的内容有着独到、深刻的见解。由于不受任何研究本身之外的如领导、职称、工资等的影响，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更接近真实。我们称他们为真正的“独立学者”，这个称谓显然已经已经超越了用身份划分知识分子群体的范畴。

　　总体上，“民间学者”不成气候、不成大器，他们是破碎的群体概念，经不起外力的敲打和震荡，确确实实是一群乌合之众——虽然其中仍不乏真知灼见者。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不论“体制内学者”还是“民间学者”，他们都是随风飘散的沙子，可以用来糊墙，但别指望他们能建设新楼或摧毁旧屋。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是社会变革的主角，历代政权覆亡的主要力量是被人们视为目不识丁、品行恶劣的农民等底层阶级，他们才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尽管这种社会变革是以彻底地破坏一切为代价。很有意思的事实是：每当到了一定的时候，底层民众就会起来闹，这时候的“体制内学者”和“民间学者”们还在做着春秋大梦，还自以为社会规律、天命运数都在自己心中呢，他们太多的必然律认识，从不知道一切的变化都是在偶然事件中发生，因为天地的幽玄不是人力能控制的。多数知识分子谋求的是官爵、名利、地位，探索的是官场术、办公室政治、学术小圈子，他们是民众中间最能用知识、理性和心智为自己做最精明的利害权衡的人。所以别对他们寄予奢望，“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从来读书人”，真正推动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往往是有着宗教狂热的底层百姓，知识人从来都是一堆自私自利的沙，怎么能把文化进步事业寄希望于这些学者，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三、“独立学者”主宰未来

　　"“体制内学者”彷徨无路，“民间学者”良莠不齐，能接过中华文明复兴大旗，给世界和中国文明带来希望和福音的，只有独立学者。如果一定要给学者作一划分的话，我认为划分为独立学者和非独立学者是比较科学的，这是依照学者研究真理的方式进行的划分，故没有点染世俗功利的色彩。

　　独立学者和非独立学者的区别只有一点：独立学者是主动地、自发地研究学术，其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外界力量所干扰；非独立学者是被动地、分派任务式的研究学术，其研究成果必须为着某种力量而服务。由此，我们可知这两类学者面对“真理”时的态度和取舍。

　　人类的文明是靠独立学者造就的。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轴心时代”，在那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古老文明的思想家们在分裂动荡的社会局面中释放了思想的自由与活力，他们开始真正的、独立的思考问题，所以才有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中东的许多先知、印度的佛陀和中国的百家争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这个了不起的时代之所以出现，在于这些思想家们都是名副其实的独立学者，他们的观点因不受外界力量之干扰，故成就思想伟业，为人类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信仰。

　　当今中国最大的历史课题，无非有两个：一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二是建构中华文明的精神价值体系。两者密不可分。第一个历史课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就已经开始面对了，所见所闻，不外乎政治国家禁锢了社会进步，自1976年邓公开启改革开放国策，始有改观，迄今仍步履维艰；第二个历史课题，1919年新文化运动，虽然破除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精神体系，却没有锻造出新的精神价值体系，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华文明彻底地断裂了。由于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经济为驱动力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媒体宣传、政治架构上都开始体现，所以第二个历史课题，当在未来关键的二十年内实现。国学的回归，从这个层次考虑，应该是中华文明精神价值体系的重新缔造。

　　未来中国不缺商业巨子、文化精英、投机政客，缺乏的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和塑造中华文明精神价值体系的创业人才。自亚当和夏娃受到古蛇的蛊惑，吃下了禁果，人类的心灵就已经无法看见上帝，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偏离轨道、动荡、不义的世界。面对周遭发生的事件，逼着我们不断的思考，思考超越了肮脏的现实，升华到心灵纯净的彼岸世界，不断思考将这肮脏的世界变成纯净世界的人，就成为真正独立的思想者。真正对这个世界有威胁的，是未来的思想者们，他们决定着人类的命运。当思想者、演说家出现的时候，可能是世界的幸福，也可能是世界的灾难。

　　阳光是为黑暗准备的，如果世界都是光明，阳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有黑暗，才需要阳光照亮它。

　　上帝很公平，为西方人准备了古希腊雅典的民主，为中国人准备了大秦帝国的法治。古希腊雅典的奴隶制民主烧在火里，被强悍的古罗马帝国征服，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代，西方人重新拾起了民主，反过头来打败了曾经领先他们上千年的中华帝国；大秦帝国的倒行逆施连同它立国强国的法治精神，被百姓复仇的火焰埋葬，但我们至今没有诞生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我们仍然在遗忘法治，痛弃法家。为人类的根本利益和社会进步事业而流血牺牲的人，如果不被人们记在心里，就是真正死掉了。后来者会在类似的生死抉择前犹豫，会考虑自己值不值得为这群容易遗忘和愚昧的世故人群而牺牲。中国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鲁迅先生说：“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悲的，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珍惜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希望大家摒弃身份意识的思想，远离傲慢与偏见，给独立学者以承认和尊重，不要把他们和“体制内学者”对立起来，不要把他们和“民间学者”等同起来，不要把他们和政治联系起来。要知道，独立学者从不理会政治和社会身份问题，他们是世俗世界的修行者、精神世界的独行侠，他们只研究真理，所以他们才能接近真理，才能具备主宰人类将来的大力量！

　　四、做“独立学者”的勇气和原则

　　我一直在努力地坚持做一名独立学者，这条道路充满了崎岖和艰辛，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勇气。

　　首先，独立学者不能被先入为主的观念所左右，而应以事实真相和普世价值为研究基石，所以必须离开钳制自己发展的单位。大家都知道，我的学习生涯并不顺利，我的大学是在一所充满迂腐和棺材板气息的学校中度过的，忍受了经典的保守思想的教育。不过我应该感谢这所学校，如果不是在大学二年级被校方错误地认定为考试作弊而接到勒令退学的处分通知，我不会受到极大的思想震动，也不会去西藏寻高僧点拨智慧，更不会迸发激情去着书立说。我也许还是一名“积极进步”的人，也许我至今还停留在一种人生幻想阶段，很可能在某个机关团委当个团委书记什么的，浑浑噩噩地过此一生。所以命运选择了我成为一名独立学者。我也注意到几个事实：认定我考试作弊的刑法学专家周振想在我大学正式毕业的时候得肝癌死掉了，我毕业后这所学校陆续有几名学生跳楼自杀，多名学校高层领导因此离职；为我受处分之事而四处奔波呼告的方尔加老师被迫离开忠心耿耿服务16年的学校去了中国政法大学，上了百家讲坛，四处被请去讲学，使清贫的教书生活骤然焕发靓丽；曾帮我在休学期间找工作的展江老师，到了去年，最终也被该学校僵硬的教学机制而激怒，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逆淘汰的机制注定你不能成为一个好人。如果你有良心，你要么被它淘汰，要么你淘汰它！

　　其次，独立学者必须有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资金和研究环境。我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国有大型企业，为党政领导撰写讲话稿，可谓援笔立就，八股文完美无缺——估计知识分子都有这套吹拉弹唱的本事。可是整日做着这些浪费生命的工作，让我内心非常痛苦。我在那段时间里，渐渐地思维枯竭，创作不出新东西，烦燥难安，终于使我下决心彻底离开这样的体制。代价是放弃了1.7万的税后工资和宽松的打工环境，我想这不是所有人都有决心做到的事情。我辞职以后创办企业，积累了大量的创业经验和经营企业的实战经验，时间可以自由支配，生活足以自给自足，心情也舒展了。古人说“心宽体胖”，辞职之前我体重只有50公斤，创业两年后，我体重到了70公斤，这就是变化。正是这创业的几年，让我出了书、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写了更多的文章，也使我的思考更加具有深度、现实感和独立性了。

　　我想，一个人如果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不提大学的名字，不提曾工作过的大单位的名字，全凭着自己的能力和学识赢得人们的尊重，出书、讲学、经商都能做好，是一件世上最幸福的事情，也是做一名独立学者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但走独立学者这条路则是人人能行的。霍弗在《狂热分子》这本书中说：“一个体制明明无能已极却能够苟延残喘时，当权者已经和言辞人结成紧密同盟。”这是古今中外都通用的结论。我们每一个文化人都得想一想，你做一名学者，是否因为缺乏生存的能力、羡慕体制安排的身份，而导致自己偏离了探索真理的道路。

　　我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师长们都告诫我说：“人的一生很短暂。”我不需要这种告诫，我告诉大家，我是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对不信神的人而言，你只有一生，但对独立学者不是。独立学者是受着终极关怀的使命而降生于世的，他遵守并履行主交托的使命，他的心灵非常安宁。在这天灾人祸越演越烈的世界，只有独立学者的思想能够冲破种种人为设置的藩篱，为人类寻找一条正路，一条可以永生的道路。我们是怀着这种信念而生活的，也是为着这种信念而奋斗的，天地可灭，我心不改！天地终将废去，我的话不会废去！

　　石猴不在阴阳之内，他已跳出五行，不在三界，了断生死，一无牵挂。做一名独立学者，是知识分子应当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知识分子内心强大和外在力量的体现。希望大家今后再提起独立学者时，应当有一个全新的观察与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