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拯修

2010年9月，杭州房地产市场忽然打出大量广告标语预告：“西溪玫瑰即将首推排屋，余秋雨邀你一起对话西溪。”当年10月10日，由共青团浙江省委和西溪玫瑰共同举办的“文化大师余秋雨‘西溪湿地与人居文化’专场演讲”活动中，余秋雨如期登台演讲。

    大师先是称赞与会青年“都是一些优秀的人”，所以对“杭州年轻的精英们”，“我想把话题说得大一点”。而且，“我相信杭州的朋友们对于高层思维的熟悉程度，所以我一般演讲把最复杂的东西放在前面，把定义放在前面”。接着他问，文化是什么？“我想这个问题一出来大家就有点蒙，至少有五个省的文化厅长问过我文化是什么，文化厅长都不知道文化是什么，所以文化确实很难把握”。五个省的文化厅厅长都不知道的文化，必定是深奥玄妙的“高层思维”，他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一般读者就无须知道太多了。

    这次文化堂会的目的是为了推销排屋，既然来了，总得讲一讲它的美妙之处，而且还要有文化。怎么结合呢？是这样的：排屋在西溪，西溪在杭州，杭州很美，于是大师口吐莲花：

    由于苏东坡所带领的团队杰出的努力，使得打仗打得非常疲惫的北宋不得不放弃《清明上河图》实景图像往南方跑，把首都迁到了杭州，如果杭州是淤泥的西湖，如果杂草长满了天地的话，宋代首都是迁不过来的，会迁到其他地方去，因为苏东坡把西湖打造得太漂亮了，所以一个朝廷可以直接搬来杭州，杭州接纳了一个朝廷，它也成了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因果关系是有了苏东坡他们生态环境的打理才有了朝廷首都的出现。（《余秋雨解读西溪湿地与人居文化》，2010年10月11日《青年时报》、2010年10月13日《浙江在线》）

    大师之所以为大师，余秋雨之所以被某个台湾中学生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因为他不断地有新发现。“宋朝迁都是因为杭州太漂亮”与“伊拉克与邻国关系紧张是因为巴格达太美丽”（《忽闪的眼睛·千年一叹》）的妙论异曲同工。人们不得不对余秋雨的美学历史观肃然起“惊”。

     1127年，金兵攻下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抢掠钱财后押着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等北宋皇室几乎所有人返回北方，留下称为楚帝的宋大臣张邦昌的伪政权，史称“靖康之变”。后来张邦昌自愿退位，由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即位。赵构认为太危险不敢去开封，带领一帮大臣来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是为高宗，史称南宋。

    不久，金兵以张邦昌被废为由，发兵分路进攻南宋。高宗畏金之逼，决意逃走。李纲请高宗幸关中，又奏臣章言车驾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宋史·李纲传》）。宗泽则请还东京，以系中原人心。泽上疏言，开封物件市肆，渐同平时，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宋史·李纲传》）。但是赵构皆不听，一路南逃扬州，后又过江到镇江。百官相聚镇江，讨论一番后，决定去杭州。（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去杭州是因为那里太漂亮吗？且看《宋史》的会议纪要：

    金人攻扬州，帝仓卒渡江，渊与内侍康履从至镇江……帝欲如镇江以援江北，群臣亦固请，渊独言镇江止可捍一面，若金人自通川渡，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遂议决，命渊守姑苏。（《宋史》卷三六九《王渊传》）

    “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险”！说得清清楚楚。战争时期生死攸关，当然要找据险易守之地。群臣七嘴八舌，但没有一个人说什么哪里漂亮往哪里逃，还扯上打理生态环境云云，历史不带这样“穿越”的。既因杭州漂亮迁都，何来岳飞的“靖康耻犹未雪”，念念不忘打回东京？

    高宗到杭州后，改称杭州府为临安，设为行在，作为皇帝的临时住所。又经近十年与金兵三次大战，由中兴四将张浚屯盱眙，韩世忠屯楚州，刘光世屯合肥，岳飞屯襄阳，南北分治局势渐渐稳定下来。绍兴八年（1138），眼看收复中原无望，高宗才正式奠都临安，南宋立国之基始固。

    从1127年开封陷落到1138年定都临安，高宗君臣一干人被金兵打得焦头烂额四方奔突，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温州转了个遍，甚至逃到海上数月不敢上岸，惶惶不可终日。这一段无限辛酸屈辱的历史，怎一个轻飘飘“迁都”两字可以了得？“因果关系是有了苏东坡他们生态环境的打理才有了朝廷首都的出现”，简直就是梦呓之语。在这长达11年的颠沛流离岁月中，南宋君臣是在寻找“太漂亮”的地方吗？此说如果出自赵本山、郭德纲之口，或可博人一笑。以“文化大师”自居的余秋雨先生对共青团员灌输如此“高层思维”，不会良心有愧吗？

    余秋雨把杭州共青团员当“范伟”大忽其悠的同时，自己也被房地产商忽悠成了推销排屋的房托。

    摆脱了学者内心良知的挣扎，余秋雨开始大踏步地放肆。连戏说历史都谈不上，分明是“海派清口”的文化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大师更应传大道授大业解大惑。而大师余秋雨如今的作为，却像作家二月河所批评的某些专家：“不惜误人子弟，传伪道，授伪业，造新惑。”（二月河《随性随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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