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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行之中，虽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却也有个强势弱势的力量对比。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这是五行相生之序。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此乃五行相克之序。最终，五行编织成了一条“大鱼吃小鱼，小鱼吃毛虾”的食物链。

　　看来看去，五行之中，最受欺负、也最脆弱的是木。木者，金可伐之，克金之火亦能烧之。最霸道、也最好惹是生非的好像是火，除了水，似乎没有谁能奈它何！火虽因木而生，反过来却能“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可怜木在生火之时，便做了火的牺牲。金虽能克生火之木，火却能“冶”克木之“金”，虽有“真金不怕火炼”之言，可那个“怕”字还是透出了“金”骨子里的虚弱。甚至连生金之土都怕火，所以才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常言道：水火无情。但印象中，除了洪水堪比猛兽，作为常态的水，总比火要温柔敦厚得多。否则，何来“太一生水”之说？

　　言归正传。这篇小文想说的是书与火。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盖书与火前生今世都有因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豆萁之叹，用在书与火之间，也是名至实归。

　　最早的书谓之简牍。王充《论衡·量知篇》记载“简牍”的创制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片（木旁）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可知竹简也好，木牍也罢，书的早期形态总是离不开“木”的。

　　书由木生，火既能克木，书自然怕火。不过在竹简时代，书的造制还须借助火的赞助。刘向《别录》记载：“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杀青”之后的“汗简”又叫“汗青”，不仅可防虫蛀，文字也不至汗漫磨灭。虽然如此，对于书来说，最大的敌人还不是蛀虫，而是前生今世都怕定了的——火。

　　2006年5月26日至6月25日，北京中关村南大街33号的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内，举办了一次题为“文明的守望”的“中华古籍特藏珍品暨保护成果展”。其中“历代古籍的散亡与保护”单元，对于历代“书厄”有这么一段说明：

　　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往往禁止或焚毁一部分对自己不利的著述，造成图书的重大损失。朝代更替的战乱多造成典籍的大量散亡。火烛之灾是藏书事业的又一大敌。据不完全统计，仅晋葛洪至近代的私家藏书，就有81家毁于火灾。水害往往突如其来，令藏书者猝不及防。书遭水害，不是漂失，就是难以复原。据今人统计，自宋至近代有23家私藏毁于水灾。虫蛀鼠啮对书籍的损害颇为严重。明正德后，司礼监经厂所藏累朝秘书典籍，多被偷卖于书肆。库中之书，有的虫蛀如筛网，有的尘霉如泥版。清光绪十九年（1893），翰林院奉令清查藏书，《四库全书》底本仅存1000余种，虫蛀、残缺现象严重。清代学者王士藏书，身后也出现“半饱鼠蠹”的惨状。窃贼偷书，则是有备而来，只选稀见善本，一旦发生偷盗，便使藏书元气大伤。宁波天一阁在辛亥革命时期和1914年两遭盗贼偷窃，损失了大批珍贵藏书，除明代地方志和登科录外，藏书精华所剩无几。

　　这里，火灾、水害、虫蛀、盗窃，堪称书之“四害”，而火，则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头把交椅。职是之故，古代的藏书楼和私人书房一向都是“消防”重地，“防火”的严重性艰巨性更甚于“防盗”。比起一把火的杀伤力，书被偷走或久借不还算是良性循环，完全应该谢天谢地了！

　　然而，怕神就有鬼，中国古代的图书从来就没有躲得过一场又一场“劫火”。生于木的火，最终却要吞噬同样生于木的书。“毁于劫火”四字，读之每每凝眉抽心，正为其一语揭橥了书的“非正常死亡”。

二

　　史上最早的“焚书”运动与商鞅有关。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是个法家，他认为《诗》、《书》、礼、乐，皆乃病国之虱，必去虱而后国家方可富强。遂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燔者，烧也。不管这次“焚书”严重程度如何，作为法家的商鞅的确开了一个坏头。加上其它严刑峻法的缔造，使商鞅成了中国历史上褒贬不一、聚讼纷纭的人物。又，《颜氏家训·书证》云：“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将“董卓焚书”与“秦人灭学”并论，其有意乎？世易时移，而法家倡导并推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其祸国殃民之罪，至今未得清算。听说话剧《商鞅》颇引起过一阵轰动，我没看过，不好置评，我只是不明白，就像韩非在中国历来不乏拥趸一样，何以法家人物常常会成为主旋律工程所弘扬的对象？

　　一个半世纪后，即公元前213年，登基九年的秦始皇接受另一位法家李斯的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事件。

　　关于秦始皇的焚书壮举，博尔赫斯专门写了一篇《长城和书》加以拟测。这位阿根廷诗人、小说家的话总是那么扣人心弦，他说：“当始皇帝下令以他的历史为起点时，中国人已经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了。”“空间范畴的长城和时间范畴的焚书是旨在阻挡死亡的有魔力的屏障。”睿智而又不无促狭的博尔赫斯猜想，秦始皇有可能会这么琢磨：“人们厚古薄今，我和我的刽子手无法改变这种状况，但以后可能出现想法和我相同的人，他像我毁书一样毁掉我的长城，那人抹去我的名声，却成了我的影子和镜子而不自知。”紧接着，博氏又话锋一转，说：“始皇帝修筑长城把帝国围起来，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帝国是无法长久的；他焚书，则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书是神圣的。”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奔向了他的结论——焚书和筑城可能是相互秘密抵消的行动。

　　博尔赫斯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臆想中的古中国，常常神秘和真实得令我们吃惊。

　　秦始皇之所以采纳李斯的建议，源于他作为始皇帝的盲目自大，他要在“古”与“今”的较量中确立“今”的合法性，“焚书”和后来的“坑儒”都是服务于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是毁灭一切价值以后的“重新开始”。有意味的是，政治上的“洗牌”与水无关，而常常借助“火”。这时，书早已不是物质上的“简牍”，而真成了商鞅所谓的“病国之虱”了。

　　我猜想，到项羽火烧阿房宫的时候，大概已经无书可烧了吧。而据说项羽的火把下面，竟也有一些简牍的余烬的。项羽一介武夫，他在和刘邦的战争中因失败而博取了千古同情，因了这同情，人们对这位“失败英雄”的放火行径眼睁眼闭，忽略不计了。于是有唐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传唱至今：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嬴政的一把火，烧出了绵亘两千余年的专制天空。就连嗜书如命的文人皇帝，一俟兵临城下、穷途末路之时，思维已经严重“短路”的大脑，所能想出的唯一具有轰动效应的谢幕仪式，无他，也还是——烧书。

　　史载江陵城破时，南朝梁元帝萧绎就命舍人高善宝把宫中所有14万册图书聚集在一起，付之一炬，不仅如此，还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拔剑击柱长叹息”的好戏，然后大言不惭地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被俘后，西魏人问他为何焚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个“爱江山也爱美人”的萧绎，对书由爱生恨，爱之深，恨之切，“难言之隐”，遂也来个一烧了之。我想象，火光冲天、灰飞烟灭之际，这位风流皇帝的脸部表情一定是扭曲而疯狂的，没准他还运用谐音修辞格，把自己政治军事上的“输”全都归咎于“书”这劳什子哩！不过，这位在“立德、立功”方面统统交了白卷的后主，倒是留下一部名为《金楼子》的子书。无巧不巧，其中最著名的、有几句话几乎算是不朽的一篇正好就叫——“立言”。

　　不用说，在梁元帝烧掉的十四万册书里，至少并不都是“孤本”。

三

　　写书的人烧书，文学作品里也不是没有。偶在网上读到一篇题为《读过即忘》的文章，作者颜择雅。颜君想是饱学之士，他提到中国小说中出现过“三位完美记忆的阅读者”，很是有趣。其文如下：

　　《三国演义》六十回，张松只把曹操的兵法《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一遍，便能背出全书十三篇，并谎称该书为战国无名氏作，是被曹操剽窃去，伪称新书，曹操竟信以为真，“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就把书烧了。

　　又，《红楼梦》四十五回，黛玉写成七言乐府《秋窗风雨夕》二十句一百四十字，宝玉才看完，就被黛玉夺去烧了。宝玉却已背熟。

　　第三例，《聊斋志异》中有一位书生于去恶，专向人借书来抄，每抄一纸就烧一纸，将灰烬吞到肚里去，烧多少就背多少，一字不讹。

　　相较而言，曹操的烧书真是大丈夫气十足，比起如今一些青春偶像型作家的“抄袭赔款而不道歉”，或者只承认自己一时倏忽，没有把抄的文字“注明出处”来，小说里的曹操真是令人肃然起敬。黛玉的烧诗固然出于才女的骄矜，想起来也蛮可爱。至于那个于去恶，竟把抄书、烧书、吃书演绎成三位一体的“流水作业”，当然是蒲松龄的“以传奇法志怪”了，除了其吞吃灰烬之状有点恶心外，余则大可一笑了之的。这三例，虽也是将火来烧书，读起来倒不觉讨厌，道理明摆着——人家自烧自书，干卿何事！

　　反过来，烧别人的书就不太让人待见。中唐大儒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他的名文《原道》是一篇有力量的文字，排斥佛老，义形于色，而文章末尾，竟然说：

　　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

　　大意是：必须把和尚、道士还俗为民，烧掉佛经道书，把佛寺、道观变为民居。看来不仅法家喜欢烧书，儒家骨子里也挺爱“玩火”。历代统治者之深谙“外儒内法”的“君人南面之术”，良有以也！1949年3月27日，胡适先生在台北中山堂做了一场题为《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的演讲，说韩愈写《谏迎佛骨表》和《原道》，是为了“反抗当时疯狂的迷信”，认为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精神“正是自由主义的精神”。这话我不反对，但，“火其书”三个字望去总让人觉得觳觫惶栗。不少人喜欢韩愈，大概是因为他文章写得好，可我总觉得，一个文化人，哪怕自以为手中握有“道”柄和权柄，也不该干烧书这么没文化的事。为了自以为高尚的目的而竟采取野蛮甚至龌龊的手段，显然不符合所谓“程序正义”，到头来，反而会污染那个原本高尚的目标。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这句话对于金博士也许是对的，但我总觉得，它太容易成为野心家、阴谋家文过饰非的口实。

　　孔夫子我还是喜欢的，但他有些话却大有问题。比如：“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矣。”这话的意思颇有争议，但其对“异端”的霸道态度却显而易见。这样的诛心之论等于一开始就给“异端”言论判以道德极刑。其流风所及，几乎使历代异端知识分子都进退维谷，死非其命。汉末的孔融，三国的嵇康，明末的李贽，清末的六君子等等，皆此类也。其中，李贽的遭遇又和“烧书”有关。李贽的聪明在于，他知道自己的言论并不能见容于世，故而预先给自己的书判了“火刑”。他的名著既有《藏书》，更有《焚书》、《续焚书》。后者乃是与友人书札之合集，自谓“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之，言当焚而弃之”。想不到竟一语成谶。据其好友焦竑《李氏焚书序》中所记：“乃卒以笔舌杀身，诛求者竟以其所著付之烈焰，抑何虐也！岂遂成其谶乎？”可知李贽死后，此书果然被其死敌付之一炬！这就是杰出思想家的标本式命运。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们的言论常常“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说穿了，火刑的唯一功能，不过是增益了火刑犯的价值，仅此而已。

　　历史早已证明，正是那些自以为掌握真理的人，结果倒成了可怕灾难的缔造者，沦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暴君和纵火犯。他们祸乱天下的第一步竟然惊人的相似，那就是——焚书。1933年7月11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一篇署名“孺牛”的文章，题为《华德焚书异同论》，全文如下：

　　德国的希特拉先生们一烧书，中国和日本的论者们都比之于秦始皇。然而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秦人重小儿；始皇之母，赵女也，赵重妇人，所以我们从“剧秦”的遗文中，也看不见轻贱女人的痕迹。

　　希特拉先生们却不同了，他所烧的首先是“非德国思想”的书，没有容纳客卿的魄力；其次是关于性的书，这就是毁灭以科学来研究性道德的解放，结果必将使妇人和小儿沉沦在往古的地位，见不到光明。而可比于秦始皇的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大事业，他们一点也做不到。阿剌伯人攻陷亚历山德府的时候，就烧掉了那里的图书馆，那理论是：如果那些书籍所讲的道理，和《可兰经》相同，则已有《可兰经》，无须留了；倘使不同，则是异端，不该留了。这才是希特拉先生们的嫡派祖师——虽然阿剌伯人也是“非德国的”——和秦的烧书，是不能比较的。

　　但是结果往往和英雄们的豫算不同。始皇想皇帝传至万世，而偏偏二世而亡，赦免了农书和医书，而秦以前的这一类书，现在却偏偏一部也不剩。希特拉先生一上台，烧书，打犹太人，不可一世，连这里的黄脸干儿们，也听得兴高彩烈，向被压迫者大加嘲笑，对讽刺文字放出讽刺的冷箭来——到底还明白的冷冷的讯问道：你们究竟要自由不要？不自由，无宁死。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去拚死呢？

　　这回是不必二世，只有半年，希特拉先生的门徒们在奥国一被禁止，连党徽也改成三色玫瑰了。最有趣的是因为不准叫口号，大家就以手遮嘴，用了“掩口式”。这真是一个大讽刺。刺的是谁，不问也罢，但可见讽刺也还不是“梦呓”，质之黄脸干儿们，不知以为何如？六月二十八日。

　　大家一定看出来了，这个“孺牛”就是鲁迅。这一回，因为希特勒们的丧心病狂，鲁迅倒为秦始皇说了几句好话。要我说，不管是何时、何国、何族的独裁者，只要烧过书，不管你烧啥书，是为了“统一思想”还是“毁灭思想”，骨子里都是“反文化”“反人类”的变态狂，都是一丘之貉！

四

　　1973年8月，毛泽东在诗中谈到了秦始皇。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十批判书》是郭沫若早年的思想史研究名著，含有尊儒思想，在学界影响甚大。《封建论》则是柳宗元的政论名文，其中心论点为：“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毛泽东作此诗时，已在晚年，时值如火如荼的“文革”后期，全国性的焚书运动已成星火燎原之势，毛对以前认为“略输文采”（《沁园春·雪》）的秦始皇，有了更多微妙的认同。1973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后来的“评法批儒”向“崇法反儒”的转变，也就不难逆料了。

　　有意味的是，曾经在《十批判书》中批评过秦始皇的郭沫若，却以他惯有的风向标式的政治敏感，率先祭起了“焚书”的大旗。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沉痛地说：“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对于无比崇拜毛泽东的郭沫若来讲，这也许是他发自内心的告白。然，就如梁元帝的焚书一样，这样的告白蕴涵着太多的自虐自戕心理。一个多月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拉开了序幕。这一年，全军指挥院校大规模烧书，全国各地也在“破四旧”——“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号角中点燃了焚书的火炬。

　　当是之时，五湖四海，肆虐的火舌疯狂吞噬着脆弱的书页；神州大地，到处是“读书无用”的呐喊和叹息。……

　　有时候，历史太像是一台人物不同、主题相似、且没完没了的多幕剧。

　　书与火的缘分至今未绝。让我们看一看某年高考之后，某农村中学学生自发的“焚书坑包”仪式：

　　那焚书的场面极为壮观，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同学，每人将宿舍和教室里自己的全部课本和复习资料、考卷统统搬出来，堆放在一起，真的像山一样高。然后同学们把它点着，一样样地烧掉，火焰越燃越大，越燃越高，从白天一直能烧到天黑。有的同学在火堆旁跪着默默地祈求，也有人四肢直挺挺地躺在火堆旁一任高温炙烤，也有人在那里相互搂抱在一起痛哭……开始围着的仅是毕业班的同学们，后来其他年级的同学也来了，再后来老师们也围到了火堆前，大家一起默默地流泪，高声地欢呼，那种场面太叫人联想，太叫人想哭，太叫人歇斯底里了。不管是高考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有一种情绪要告别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要告别一段难以忘怀的情结，要告别一段梦想与屈辱的努力……（引自何建明《高考报告》）

　　我不是很赞同“开卷有益”的话，对一些旨在牟取暴利的教材教辅更是深恶痛绝，但这绝不意味着，上述焚书行为就有了部分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埋葬被绑架的青春的仪式，集体性的烧书行为极易被美化为成长与告别，独立和理性，但其骨子里却是非理性的，那熊熊燃烧的烈焰，不过是青春期左冲右突的力比多的外化罢了。当这股力量被野心家所利用，就有可能是新一场灾难的开始。在文明社会里，一个通约性的规则是“思想无罪”，正是在此意义上，烧书应该被视为一种当然的禁忌。历史已经证明，人类创造的有些东西，常常超越于人的肉体的存在而存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书。书之媒质，或许会在火舌中化为灰烬；而书之灵魂，必将在“烈火中永生”。不相信这一点的人，要么是蒙昧无知；要么是装傻充愣，别有用心。

　　2007年2月起草，4月27日初稿，5月26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