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中国已有两千年没有出现了伟大的哲学家，自秦汉以来不曾出现过大思想。致使中国文明走向一种萎缩，这就是中华文明在春秋时代达到一个极度智慧的顶峰。存亡之激烈斗争是挖掘人类智慧与勇气的原动力，当它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封闭世界，其激情枯竭与创造力下降就必然不过了。到了清末，中国人面临一个绝对陌生而强大的外来文明的冲击，从而激活了一种本能激情，关键是西方文明不是强大得难以抗拒的，其能量还不足以使中国文明走向彻底消亡，或者彻底激活中国人的原始活力，只是暂时地扰醒了中国人的沉睡，随着外部压力的缓和，长期形成的历史惯性与文化惰性便旧病复发，至今还处于恍惚朦胧之中。中国人正处于现代与传统之夹缝，表现出一种不死不活与不伦不类的分裂状态，文化的内耗也尤为激烈，譬如中国人好于抓汉奸便是一种集体嘶哑的社会内耗表现。

    迄今为止，中国人带着极为玄魅脑袋闯进了一个他们不完全适应的现代文明世界,从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习惯和审美文化均为如此。大历史必然拉平一切文化悬殊的文明质差，正如两河和埃及、远东的早期文明成就，使受惠的欧洲大陆从石器时代进入了中世纪，反之，500年的欧洲发展成就又将古老的东方世界强行地拉入到动力与电子时代。大历史是这般偶然而微妙，没有一种合理的必然规律，除了那些已被大历史所淘汰的原民族和古文明之外，没有必然决定先文明开化的民族将永远走在大历史的前沿。这一切，似乎向我们揭示大历史存在不稳定的偶然性，它赋予人这一特殊得可以自行了断生命的动物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那就是激情之张力、野心之灵感、智慧之创造、意志之勇气。大艺术从中赋予大历史的精神动力和文化作用则更不可忽视。

相比于西方现代文明，中国文明处于一种极为弱势的萎靡状态。这就是全球化所形成世界的秩序结构，它从传统民族国家转向一种利益大同盟国家，即当代学术界常用的“国际秩序”和“帝国主义”。事实上，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迎接全球化时代，他们激情与精力还处于传统习性的文化内耗之中，从而严重扼杀其创造力以及对当代世界文化影响力。中国在人类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当中，以巨大文化屈辱和物质代价换取了历史教训，从而引发一种短暂的自强意识，外部压力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新启点。但这种历史代价与文化屈辱还不足以拯救中国人的历史惰性，因为长达两千多年超稳定的历史结构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惰性。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殖民时代第一波全球化初始的强力作用，今日中国人不过封建家族王权的一个延续，人们可能照样拖着猪尾巴般辫子，见到三岁皇帝老子还是三呼万岁。虽然今日中国男人头上辫子没有了，但他们心中的猪尾巴仍更深低估。为此，一代脑聪文人辜鸿铭，曾用自身的封建辫子来反诘那些貌似进步的维新人士。

    因此，中国社会急需一场思想运动来打破历史与文化的僵局，传统封建主义仍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难以摆脱的桎梏。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患上西方资产阶级庸俗文化恶习。即使在看起来极为现代的上海北京等大都市，其精神内质是奉行一种极端愚民市侩主义，缺乏现代市民应有的民主意识、平等观念、开放思想和公共道德，他们在文化思想和艺术审美显得特别反动，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在作梗。

呼唤大艺术之目的在于改造国民思想和精神气质。思想解放成为一个时代进步的意识准备，文化激情是开创历史奇迹的原动力。几乎所有国家或民族的崛起，至少都历经了“自上而下”文化启程运动，如德意志民族的兴起，它无不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激情和精英分子的历史使命感。费希特在1807年的《致德意志人民》演说，不仅成为德意志民族崛起的历史先声，并开启了现代大学精神和知识理念的新章篇。

中国自“五四”一度兴起的文化激情，到今天已成为历史微式。因原是外部压力缓和，其历史惰性复发，在文化上逐渐走向内耗。愚民制度和愚乐文化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它说明中国社会在整体上缺乏文化自觉，从上而下均都不具有时代责任感或历史使命感。可以说，中国处于现代与传统两种堕落之中，一种物质与消费所诱发全社会的人欲横流，另一种制度松弛和道德崩溃导致人们的精神空虚。

在文化艺术和思想学术领域，一是附庸风雅和迂腐清高的文人趣味，另一种是无病呻吟和娇柔做作的小资情绪。中国艺术始终缺乏崇高的理想魅力和博大思想情怀，那些所谓艺术家、大明星（文化大腕）往往是社会恶俗风气的始作俑者，譬如赵本山与赵本质迷们，两者形成恶俗文化的互渗的共体现象。此外，中国文艺不是歌功颂德便是黑白颠倒，不是玩世不恭便是自命清高，整体全表现得非常堕落与萎靡。再有就是那些不思进取以及打着祖宗牌和民族牌的混世艺术家，均为堕落文化和恶俗玩艺的制造者。

当前中国艺术的表面繁荣不过是一种泡沫经济下的衍生物，不可能构成一种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激情动力。唯有极为边缘的角落保持最纯真的艺术灵魂，它如同被淹没在历史陈土中的死婴，被人发现已丧失其生命力。当前中国最大的激情火种是“大国梦”，它源自全球化压力的精神依托。因此，中国需要呼唤大艺术和大思想，消除不痛不痒的历史传统，那些抱着“民族”和“传统”的小文人思想，它的守残抱缺的迂腐道德气节是难以实现大国梦，充其量做愚忠的历史祭品，其实质都缺乏生命活力和内在激情。首先，有志于“大国梦”必须有一种大国民和大文化的雄心壮志，无论在文化艺术和政治思想方面，均要大胆得匪夷所思的地步。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不可缺失的是智慧与灵感、激情与勇气。如果历史没有偶然的奇迹，那它在最初形成那一刻便进入一种稳定的静止状态。可见人为意志是创造历史奇迹的原动力，其作用绝不在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之下。

    从大历史视角来看，当代中国面临文明整合的转折，机遇与挑战迫使一代中国人更具思想解放的文化激情，否则它必然是本时代三流的国度，在当代世界文明中不具有文化主导力。首先，中国必须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取得观念哲学的主导权，这需要极大创造力去展现其存在和作用，启点必然有赖于文化艺术和思想观念的革命性创造力，从自我改造到改造世界，否则一切无从谈起。换言之，时代在呼唤大艺术的出现，它首先是极少人的天才与野心、激情与气魄之使然。历史的文化惰性，使中华民族变得严重缺乏激情的萎靡群体，除非需要西方人和日本人那种武力威迫，致使中国陷入皮之不存和香火不保的绝境才可能激发中国的自强意识和激情斗志。今日之中国，看似一个蒸蒸日上的状态，可精神内质方面却是一种极度萎靡堕落，普遍为思想消极、文化保守、道德沦丧和权力腐败，从集权阶层到市民社会，很大程度上都是寄生在半奴役化的众多农民身上，即中国城市围绕着行政权力的官僚经济体系，包括其中市民社会也是服务权力的后勤产业，中国的城乡户籍制便是传统封建惰性的延续，这个国家虽有着数目可观的大学与知识分子，但他们如似麻木不仁和恬不知耻的自私而堕落群体，他们自身没有创造价值和历史远见，更缺乏道德号召力和社会责任感，全然不务正业、苟且偷安和勾心斗角为最大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