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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章诒和先生的两篇泣血之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卧底》，完全能够体会到她最初听闻告密之事的反应——“瞠目结舌，半天回不过神来”；“事情太突然，太意外，太恐怖！”“ 难以置信！我的脑子全乱了”。这样的感受缘于那些告密者也是值得同情的“好人”，而且与被告密者为朋为友或者同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甚至双方有着“两代人交往的深情厚谊”以及“如父如兄”般的“融洽亲密”。
揭开历史的真相，如同撕开未曾愈合的伤口，很痛苦，也很丑陋。更何况“告密”与“卧底”的根本原因不在个人的德行，而在“政治运动”的绞杀机制。那些告密者“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会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由此有人认为“这个创疤揭不得”也是不难理解的。
也有人认为章诒和的文章表达的是“对历史的情绪性的怨愤”，“感觉到她的怨愤盖过宽恕，一望而知是受害者的反应”；并将其视为剥皮、“鞭尸”之作，而且她的揭露对象若非已经过世就是耄耋之人，对这些文化老人下手未免“太不厚道”；甚至有人将章诒和所为称作“新告密”。对于这样的指责，指责者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在被“阳谋”设计的年代，在几十万知识分子、几百万他们的家人遭受创痛和屈辱的时候，可有人说过对人应宽容？在红色恐怖的年代，在神州大地生灵涂碳、文明浩劫之时，可有人想过做人要厚道？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中揭示历史真相的作品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面对历史敢于忏悔反思者究竟是多如牛毛还是凤毛麟角？更何况，章诒和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所感受到的“裂骨锥心之痛”难道不是既为了受害者的痛苦，也是为了那些“告密”和“卧底”的“好人”之痛？痛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也是受害者；而在那样一种“运动”机制下，“好人”与“坏人”之隔有时只在一念之差。
章诒和之所以令人钦佩，在于她尽管面对“伤天害理之灾”，感到“裂骨锥心之痛”，可谓身心俱焚，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这历史的重任，如同戴着荆冠前行——追寻真相，说出真相，做真正的人、大写的人。面对种种指责章诒和说：“我没错”，是的，您何止没有错，而且不由得人不大赞一声：伟哉，章诒和！壮哉，章诒和！
面对“告密”和“卧底”事件，可以引发我们关于历史的思考：
首先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历史？章诒和说过，“人在阴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阴影的一部分。有些东西靠生命和时间，是无法带走和冲洗干净的。即使抹去了，想必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不期而遇”。宽恕罪错，泯灭恩仇都是应该和可能的，但如何宽恕罪错，又如何泯灭恩仇，唯有了解真相。只有知晓事实，只有记住历史，悲剧才能真正结束。正如冯骥才先生在《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中所言：“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否则历史悲剧就难免会重演。了解真相，辨明是非，才有宽恕与和解的可能。其实章诒和又何尝不是这样对待历史的？她看到，“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余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就此她其实已经宽恕了这个被制度逼迫而“卧底”的好人。
悲剧的根本原因何在，其始作俑者是谁，直到今天依然不能明言。而不明真相，如何做制度性反思？不厘清具体的人物事件，又如何明晰历史、追究真凶？所以说，就个人而言，直面历史，反躬自问，才有可能“走出阴影，结束内心的黑暗”；就群体而言，明辨是非，牢记历史，才会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的前景。
接下来的问题是，个人应有什么样的历史担当？每个人在历史中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作为，也相应地承担不同的责任。章诒和所为正是在做这样的历史担当。她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所接触和了解的历史比一般人更宏观也更深入一些。她将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记录下来，表达出来，就是在承担历史的重任，尽管这历史沉重得有如“滔天巨浪”，会将她“击倒在地”，但或许这就是她的历史宿命。
更多的普通人，例如“四大恶霸地主”之一“周扒皮”（若用其真名周春富，可能许多人不知所指）之曾外孙孟令骞，出于对真相的追讨，出于生之为人的尊严，也出于不甘自己先人所蒙受的耻辱，历时五年，千辛万苦地寻访历史真相，终于写出《半夜鸡不叫》一书，交给读者一份历史真相的答案。这，也是作为小人物孟令骞的历史担当。对此，有人说他“翻案”，有人骂他对“名著”《高玉宝》“下蛆”。孟令骞对这些都不以为意，因为他“只关心真相”。他的努力向人们昭示，草根的历史也是历史，而且因为一直被权力精英的历史掩盖而尤为宝贵。
即使“卧底”的主角之一冯亦代先生，在晚年，将反思历史、“反躬自问”作为“新生的希望”，他出版“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悔余日录》，也同样是在承担历史的责任。仅此一举，他也是让人钦佩的，亦堪称有勇气直面历史、担当历史的“好人”。而他自身也终因此而得到精神的解脱。直面历史，也是疗治心灵创伤的最好方式。
不难理解，以往正式的、官方的历史是权力的产物。由于精英掌控着表达权、话语权、解释权，他们因而甚至可以控制社会事实或改变历史真相。而没有权势的普通人被剥夺了讲述和书写历史的权力，由此他们在历史中无形无迹，无声无息，或者只作为数字存在。在历史中消失，就是他们的历史宿命。直至今日，历史以垄断方式存在的状况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正如张鸣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还无法自由的言说，所有的档案还不能自由的查阅，正常的讨论也无法展开”，正缘于此，人们才会担心：“如果非要揭某些人的疤，很可能会形成一场新的混战，所有人都把视线集中在个人的品德上，从而放过了对运动本身的批判”。
我认为，突破历史霸权的方式之一就是去发现和书写普通人的历史，即无数小人物的历史。章诒和们，孟令骞们所写下的历史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就此而言，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历史，每个人的苦难都有历史的份量，每个人的历史都弥足珍贵，每个人的历史都不应遗忘。所以，每个有历史能力的普通人，都应该记下自己的、家庭的、家族的、社区的乃至更大范围的历史事件与经历，为自己与民族的生存做见证，也为改变历史的（垄断）存在状态尽一份力量。
更为重要的问题还有，个体经历与社会结构、个人记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如何？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指出：个人生活的模式和世界历史的轨迹之间有一种微妙的接合，而造成个人烦恼的结构变迁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只要经济结构和秩序出现整体性的衰败，失业便不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只要战争成为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工业化不均衡的内在属性，人们对此带来的困扰便无能为力……。人们需要的，乃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资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他们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一种能力或者说一种心智品质，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这一想象力，我们就可以在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之间进行穿梭，明了造成苦难与困惑的机制。
联系到“告密”和“卧底”的历史，我们都明白不能只追究个体的责任而放过制度的弊端，但是，如果没有对个人行为、事件过程和具体情境的清理，又如何能涉及更大的社会历史过程？没有事实真相，如何去反思“运动”的罪恶和制度的问题？那些在“运动”中选择了告密、揭发甚至大义灭亲的人们，其实只是做了他们当时所能做的最识时务、最能自保安全因而也是最“正确”的选择。而这正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恶”——恶的动机只是普通的人性的弱点，例如服从命令和尽忠职守，例如胆怯自保和向上爬升，甚至以为自己正在从事正义正确的事业，……。极权专制的暴力经常以崇高美好的理想或者冠冕堂皇的名义施行，人们因而很容易丧失判断是非的思想能力。阿伦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这促使我们思考“平庸的恶”是如何形成的，告密和卧底的制度根源与组织、机制又是什么。这尤其需要我们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洞察个体经历与社会历史结构之间的关系。
一段独特的文明的历史和文明的转型应该也可以从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经历和常识常理（common sense）来理解和分析。将文明落实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卑微琐碎的经历和讲述便具有了非凡的意义，可以成为宏大历史的有机部分。毕竟那是千百万人的生活和命运，而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
揭开历史的真相让人痛苦，但还是要揭开；记忆惨痛的经历令人悲伤，但还是要记住；每一代人都不得不承担自己的历史任务与使命。而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追究过来人的功过善恶，而是追索究竟是什么能够如此扭曲人的心灵，让人自觉地建造起精神的牢狱？是什么使得原本普通、平凡也不无善良的人们丧失了人性中最宝贵的情愫？又是什么最大限度地把人性中的邪恶培养出来、发掘出来？对于历史真相的追索应该成为每一代亲历者的责任，也应该成为后来人持续的任务。故意模糊历史、扭曲记忆甚至假造历史会使一个民族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这样的民族决没有光明的前途。面对那的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过往，罪错可以宽恕，真相不可含糊；恩怨可以泯灭，历史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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