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风云人物(附图)
发布时间:2009-05-02

 

陈独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1915915,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191691,这份杂志因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的《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故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激情澎湃地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由于《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被束缚于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因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点燃了至今不灭的思想解放的火炬。

 

然而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这一天,陈独秀并未出现在集会现场。直到57下午,他才写信给远在上海的胡适报告当时的情况:“四号下午,京中学生三四千人聚集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各使馆;适礼拜日,英美公使都出去了;学生即到曹宅,曹逃避,章宗祥刚在曹宅,受了一顿饱打,幸亏有一日本人竭力保护,送在日华医院竭力医治,现在生死还不能确定。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放火是不是学生做的,还没有证明),难免犯法……惩办被捕的学生30多人(大学为江绍原等22人),整理大学,对付两个日报,一个周报,恐怕是意中的事。”(《陈独秀书信集》第243至 244页,新华出版社198111月出版)。信中所说的“大学”系指“北京大学”,“周报”指《每周评论》,“两个日报”疑指“《晨报》与《国民公报》。

 

68,陈独秀又在《每周评论》第25号报道了63北京千余名学生举行露天讲演惨遭镇压的情况:“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以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为学生团又在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日,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期间最为轰动的表现是起草并亲自散发了著名的《告北京市民宣言》,提出了取消对日密约、罢免卖国官吏、保障市民集会言论自由等“最后最低之要求”。611夜,陈独秀在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楼上向游客抛撒传单时,当即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密探逮捕。消息传出,全国舆论沸腾。各社会团体、名流、学者、青年学生纷纷通电发函营救。革命青年毛泽东在他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指出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今日中国最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而“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陈君为这两样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但是,“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文章结尾写道:“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

 

 

 

摇动五四摇篮的蔡元培

 

    提起五四,人们首先会想起蔡元培先生。蔡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家,一位为振兴中华培养了一批批英才的杰出教育家。他191714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因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使北京大学群贤毕至,精英荟萃,成为了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蔡先生历来认为,学生在校“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之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193411《东方杂志》第31卷第1号)然而五四那天北大学生整队出发游行,他并没有力阻。当时教育总长傅增湘曾给他打电话,令他负责召回学生,并立即赴教育部商量对策。蔡直言相告:“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并拒绝去教育部。(《蔡元培研究集》,第34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8月出版)当晚,蔡元培回北京大学商讨营救被捕学生事宜。他说:“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55下午2,蔡元培与北京13所大专院校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表示:“愿以一人抵罪”;又表示:“如危及身体,而保全大学,亦无所不可。”

 

57,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决定释放学生。58拟下令查办蔡元培并内定马其昶为北大校长。59,蔡元培“引咎辞职”,秘密出京。他说:“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511,蔡元培在旅途中给北大学生来信,解释他辞职并出京的原因:“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忱。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厅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边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转引自杨亮功、蔡晓舟合编:《五四》,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936月出版),五四运动取得光辉胜利后,在北大师生与各方人士的强烈要求之下,蔡先生于912由杭州返回北京,重新主持北大校务。

 

194035,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终年72岁。记得30年前,当蔡先生的坟墓被杂草掩埋,连守墓人也不知蔡元培为何许人的时候,台湾诗人余光中及其友人特意到埋葬蔡先生的华人坟场吊唁,并写下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想墓中的臂膀在六十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两千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

 

 

诚实谦和的李大钊

 

    在《〈守常全集〉题记》中,鲁迅曾生动描绘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字守常)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我最初看到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五四前驱之一的李大钊,19182月由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西行漫记》第4章)191951,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指出这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的日子”。“直接行动”,无异于给即将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出了战斗号令。据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高一涵先生谈李大钊同志的历史》手稿本)

 

518,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曹、章、陆等卖国贼,仅仅以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文末他强调了“三大信誓 ”: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916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新青年》66号发表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为了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跟高一涵等商议,先把他安排到王星拱家中暂避。1920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为外出收账的商人,雇一骡车,亲自将头戴毡帽的陈独秀送至天津。旅途中,两人商谈了建党的问题。此后,陈独秀从天津乘外轮去上海,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后来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清洗民族的耻辱。”

 

 

 

 

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526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一直沿用至今。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中央政治学院教育长、中央大学校长等职。在执掌中央大学期间,提出建立“诚朴雄伟”的学风,改革教学方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19月起,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19475月,出任驻印度大使,两年后回台湾。先后任国民党中央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中国笔会会长等职。19288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直辖于教育部。9月,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他长校期间,增聘名师,裁并学系,招收女生,添造宿舍,裁汰冗员,结束旧制留美预备部,停办国学研究院,创设与大学各系相关联的研究所,对清华大学的发展有所建树。但他作风专断,不尊重师生意见,引起师生的"驱罗"运动,被迫辞职。1949年去了台湾,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考试院副院长。1957年任国史馆馆长。1969年,病势渐重,1225,因肺炎、血管硬化等症状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72岁。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等。

 

 

 

 

  

段锡朋

 

    段锡朋(189619481896年生,江西永新人。字书治。1916年入北京大学政法科学习,1919年五四运动时,参与组织学生集会游行,被选为中国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后出国留学,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学习。回国后任武昌大学历史教授、广东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起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代理校长、中央训练团教育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在上海去世。

 

 

   

许德珩

 

    许德珩(18901990),字楚生,江西九江市人。著名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学者。夫人劳君展(19001976),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毕业于巴黎大学,曾师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5年与劳君展结婚。

 

许德珩与夫人在法国。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兴,原是清朝的一名副举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被派到广西任候补知县,颇不得志,于清咸丰年间,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天京奠都后,当了军帅。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全家受到株连,隐姓埋名,迁居他乡。祖父许殿勋,因受株连,不敢进取功名,而以行医为业。及至同治年间,清政府追查太平天国官员渐松,他父亲许鸿目卢才等得参加府试,中第一名,补为禀生,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事件,又被株连罢职,逃回故乡,后入九江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德琛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刘畅春赞许。第一年读完《三字经》《幼学琼林》。第二年老师给他开讲《诗经》《左传》《四书》。以后又自学了《纲鉴易知录》等。几年私塾,给他打下了深厚的典经研读基础。父亲从绍兴回来,指导他读《新民丛刊》,邹容的《革命军》,严复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这些新书给他灌输了民主革命思想,对他启发很大。许德珩于光绪三十二年向在九江小学读书的同学学会了英文字母。从十六岁起,到九江县城向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学英文和数学。因无力在城里食宿,只好每天徒步往返四十里,进城求学,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苦学两年,奠定了后来进入中学的基础,同时也锻炼了体质和意志。

 

宣统元年(1909年),德珩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这期间,颇受杨秉笙(地理教师)、王恒(图画教师)两位曾留学日本的老师器重。经他们介绍,德珩参加了同盟会,剪去了长辫子,立志改革。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光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投笔从戎,参加宪兵队。李烈钧任九江都督其间,他由当时宪兵司令、革命党人廖伯琅推荐,在秘书处当秘书。次年,九江中学开学,他又到学校读书。1913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国民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德珩再次投笔从戎,第二次到李烈钧部,参加湖口讨袁之役。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后,结识了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以李大钊介绍,他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并和邓中夏等人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以扩大新文化运动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是当时全国学生统一组织“学生救国会”创办的《国民杂志》负责人之一。191954,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的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1920年,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改字“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一次, 在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改为“楚生”。表露了姑娘的爱慕之情,从此,他们友情进入爱情,在感情上深入一步。1924年夏,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得到了硕士学位,入巴黎大学理科,并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们才经常会面经过五年多时间的互相了解,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之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红缎题词:”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的鼓舞,酝酿回国,后因劳君展正从居里夫人研究镭学,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回国后,他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教官,讲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又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武汉分校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许德珩于19279月初偕夫人君展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工作。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聘,赴北平任教,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许德珩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原籍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4654九三学社在重庆举行成立大会,许德珩被选为九三学社理事长。

 

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德珩满怀豪情地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他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水产部长。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许德珩同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和宋庆龄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9028,许德珩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100岁。

 

许德珩喜爱诗词,精于书法,眷恋故土,热爱家乡,有求墨者,欣然允诺。

 

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北大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其丈夫为我国著名核武器专家、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在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许德珩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其它民主人士一样,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一生中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许多默契的合作。在九三学社成立之前,他以个人的名义积极和共产党保持接触: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建立了联系; 193581,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许德珩亲自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秋,许德珩和夫人得知延安物资供应困难,即在北平买了布鞋、怀表和火腿等,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给毛泽东;1936年西安事变后,许德珩拥护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进一步团结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

 

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1945年重庆谈判前毛泽东请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赴宴之事了。在许德珩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记述到毛泽东曾经鼓励他们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并说:“在毛主席的关怀鼓励下,我们决心把民主科学座谈会该组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 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九三学社得以成立的最直接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九三学社成立以后,许德珩等学社领导人仍然坚持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并逐渐开始以政治组织的名义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其成立大会上,九三学社提出了自己的基本主张,基本精神与中共在战后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精神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期间,九三学社对国民党片面召开“国大” 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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