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士林

    今年五月四日，是五四运动华诞九十周年。

    耐人寻味的是，五四的九十华诞，却宿命般地在某种反五四的氛围中到来。

    五四是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举国上下却正在回归传统。从“建设精神家园”的呼吁，到大学纷纷成立国学院，教育部要求小学生唱京剧，儿童咿咿呀呀背《论语》到企业家纷纷投身学费昂贵的“国学班”，弘扬传统的“国学热”方兴未艾……

    然而就在二十多年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文化热”，其氛围、诉求却与“五四”完全合拍，而与“国学热”针锋相对：欧风美雨，深入人心，批孔孟，斥传统，出国潮，西学热，……以《河殇》为突出标志的清算中国传统，投入西方文明的热潮，构成了只有“五四”才能比并的文化景观。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一些堪称思想解放旗帜的文化大师，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些中国传统的可取之处，通常也会遭到猛烈抨击。如李泽厚师著《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在“文革”后首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并对孔子等古代思想家给与了高度评价，这令一些年轻人深感失望，王蒙先生、刘再复先生等人对传统的肯定也受到一些激进派的嘲笑。

    今夕复何夕？历史真的如此诡谲？短短不过二十几年，中国人的文化诉求竟恍若隔世。

    变化尽管巨大，其实不难理解。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空前的经济繁荣，国内国际的种种诱因和刺激，全球化时代捍卫本土文化价值的近乎本能的诉求，文明古国的深厚情结，又唤起了中国人对自己悠久历史文化的自信和自豪，从而有条件有基础也有需要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在市场化改革所经历的精神震荡中寻回文化家园，确立人生价值，重建精神信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际上是“反国学热”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怀疑、反省、否定到寻觅、重振、回归的历程。

    这是我们的文化生命所经历的又一轮凤凰涅槃吗？

    面对“国学热”，“五四”精神真的已经暗淡无光，真的要被传统吞没吗？

    似乎出现了这种迹象。

    “国学热”在从“五四”往后退。君不见，从耆宿大儒到贩夫走卒，“河东河西论”“儒家文化拯救世界”论此伏彼起；“我们有的外国没有，外国有的我们早有”的心态逻辑甚嚣尘上；以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贬科学甚至反科学，将科技妖魔化成为时髦。而所谓“政治化儒家”则不遗余力地攻击现代民主理念，他们不仅要重建儒家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还要将儒家的伦理政治主张直接确立为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教合一的吁求，较之清末的顽固派犹有过之，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国学热”中对传统的无分析的追捧，令人不由想起鲁迅说的红肿艳若桃花，流脓美若乳酪。某些人士正祭起传统特别是儒家大旗，向着五四的旗帜：科学与民主开炮。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变成民族前进的绊脚石，是将国粹变成国渣，继续让死人拖住活人。

    更有甚者，“国学热”不仅在从“五四”往后退，甚至在从孔子往后退。孔子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开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理性精神。例如他将《易经》从算卦的书变成哲学的书，从和鬼打交道的书变成和人打交道的书（冯友兰语），剔除了《易经》的神秘主义和蒙昧主义，空前地提高了〈易经〉的文化品位。但在国学热中，各种国学班都有“易学大师”在装神弄鬼地算卦，都有“风水先生”在给房地产老总上“国学课”，课程的内容当然只能是“左青龙，右白虎”云云，最后就在最高学府的课堂上玩起了“奇门遁甲”。 “气功大师”过时了，“易学大师”、“风水大师”、“鬼谷子大师”、“奇门遁甲大师”——“国学大师”“国学应用大师”又招摇过市。

    此情此景，直让人想起胡适描绘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景观：“这遍地的乩坛道院，遍地的仙方鬼照相”……

    争腥逐臭，媚世阿俗，上有“说书学者”在媒体哗众取宠，下有文盲半文盲在街头招摇撞骗。他们合成了一股以国学为名愚弄民众的浊流。

    这样的“国学热”，是将国学蒙昧化、恶俗化，商业化，痞子化，狗屎化（王蒙语），是在化神奇为腐朽。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国学热”还在从改革往后退。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时有反改革的势力沉渣泛起，开历史倒车，搞得乌烟瘴气。“国学热”中亦有人打着维护和弘扬传统的旗号攻击改革开放，认为道德崩溃，信仰危机，贫富悬殊、腐败猖獗，人性堕落等等，都是由于人心不古，而人心不古则完全是由于改革开放。于是主张回到五十年代，回到计划经济，甚至有人主张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再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转专政下继续革命”。这种主张的荒唐一目了然，说起破坏、摧毁中华传统文化，谁能厉害过文化大革命？

    否定改革、清算改革的逆流以“乌有之乡”为典型代表。那些当不够奴才的鼠辈，思想僵化而自以为是，观念陈旧而不思更新，背离时代而不甘寂寞，口谈理想而利欲熏心。自己当奴才，还要胁迫别人当奴才，欲将中华民族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不言而喻，我们必须警惕和抵制这样的“国学热”。

    我们应切记，继承和弘扬传统，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只能从孔子往前走，不能从孔子往后退；只能从“五四”往前走，不能从“五四”往后退；只能从改革往前走，不能从改革往后退。

    从孔子往前走，就是要反对蒙昧主义，就是要启蒙，而不是“蒙启”（李泽厚师语）；就是要提倡理性主义，培育批判意识，高扬人文精神，将孔子的仁者襟怀创造性地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生命。

    弘扬优秀传统，建设精神家园，是一个宏大的文化欲求，同时又有它的政治内涵。它与民族主义、社会稳定、国家权威、政党诉求有逻辑的内在联系。

    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建设精神家园理解为不加分析地回归传统，理解为重构意识形态的尊孔读经。辛亥后曾经掀起尊孔读经浪潮，历史告诉我们，它的社会作用是反动的、倒退的，并没有超越所谓的西方文化危机，建设精神家园。

    李大钊在九十年前敏锐地指出：“我总觉得中国圣人与皇帝有些关系，洪宪皇帝出现以前，先有尊孔祭天的事；南海圣人与辫子大帅同时来京，就发生皇帝回任的事；现在又有人拼命在圣人上作功夫，我很骇怕，我很替中华民国担忧。”

    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它的总司令陈独秀即振聋发聩地呼吁伦理之觉悟：“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此东西文化之一大分水岭也……。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徜徉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

    不加分析地回归传统，膜拜传统，乃伦理之迷误，断非伦理之觉悟。不言而喻。这将导致现代公民意识的丧失，帝国臣民心态的蔓延。

    政治经济制度的建构，必须以科学和民主为基础，也就是以五四精神为灵魂。 

    已经有必要指出“国学热”的升虚火，发高烧，应该给它降降温，让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更理性、更健康、更文明，这样我们才能建设温暖可靠有前景的精神家园。

    在过分地热衷于“祭孔”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听听李卓吾的话：“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

    在盲目地执着于传统的时候，还是有必要借鉴李大钊的批判：“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

    在变态地沉迷于儒学的时候，更有必要记住日本人的羞辱：“支那人盲目以崇儒教，真枯死之国民。”

    从“五四”往前走，就是要同情地理解“五四”：“礼教吃人”的控诉错了吗？巴金的《家》错了吗？曹禺的“家”（《北京人》）错了吗？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祥林嫂》、《孔乙己》、《离婚》错了吗？都没错！应充分肯定“五四”运动（包括其反传统）的历史正义性和必要性，在继承“五四”的基础上超越“五四”。 考察五四的政治背景，不能忘了巴黎和会，空前的丧权辱国。考察五四的文化背景，不能忘了三纲五常的历史毒害。在女子剪发，男女同校都受到攻击的时代，需要一种决绝的、雷霆万钧的、甚至矫枉过正的除旧布新。

    中国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总是互相渗透。五四的两个意义具有文化逻辑的一致性。

    今天，中华民族的强国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中体西用”已经实现了，但“五四”的愿景：科学与民主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我们还是应该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审视、继承和弘扬传统，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引导下汲取我们的文化资源。

    应该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五四、肯定五四。应该在新的时代基础上，发扬五四精神。这是中国唯一的走向现代化的路。

    从改革往前走，就是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引领下弘扬传统，建设精神家园。传统具有永恒的情感意义和审美价值，也具有道德的依